楚有才:从中美会谈细节看仪式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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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美在阿拉斯加的高层会谈成为媒体和网络热议的重要新闻。

抛开两国的政治纠纷而言,至少从几个网络报道的细节来看,美国政府(外交机构)很显然没有重视会谈的细节对于影响会谈的重要性。

细节的失误或者说故意的疏漏,导致了仪式性的缺失,其预期结果就是大相径庭。

以下失误和观察均来自网络(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见谅),但不影响本文的分析结论,即仪式对于政治会谈的重要性。

首先看看哪几个细节失误:

第一是一场泡面引起的争论成为网络讨论的一个热点:

在第二场会谈开始前的途中,记者听到王毅问杨洁篪:“午饭吃了没”,杨洁篪回应道:“嗯,我吃的泡面”。此次中美会谈,美方作为东道主却没有为中国代表团安排午餐和晚餐,中国代表团只能自行解决吃饭问题。

第二是美方发言延时

美方作为东道主,在安排上自然要先致开场白;但是美方没有按照原定的发言计划进行,反而多次延时。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这个场合上,所有的发言稿件都应该是精确计算,肯定是在规定时间内说完的。

其三是没配同声传译

据报道,中美高层战略会谈整体时间超出预计,持续2小时仍未结束。美方不仅在记笔记,还不断传递小纸条,白宫的中国事务协调员精通中文,因此现场没有同声传译。单就翻译这个问题上,美方此举也是违背了外交基本礼仪的。就算这位白宫官员的中文再好,也难以与专业的翻译人员比较,一旦在他翻译的过程中出现错误,很容易造成政治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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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场视频画面来看,中方面前用于做会议重点记录的,是整齐的A4纸;美方面前用于记录的是参会人员随身携带的大小不一的笔记本。在会议过程中,由于缺少统一的同声传译,美方的参会人员甚至需要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作为传递信息的小纸条。

其四是美方工作人员染紫色头发

鉴于这是一场非常敏感和重要的会议,美国的一位工作人员(可能是翻译)染紫色的头发,显然如果不是故意的,就是不明白场合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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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细节就不再谈论,比如桌布使用白色,显然不适合政治会谈的庄重性,桌间距如此之大,人为制造隔阂等等。

以上失误或者故意而为显然是不符合最起码的外交礼仪和不重视外交仪式。

仪式性的缺乏,是本次会谈的致命问题。

半个多世纪之前,美国法律学者、教授、耶鲁大学法学院联合创办人兼美国上诉法院法官,罗斯福任命的司法部反垄断司司长、新政资深人士瑟曼·阿诺德曾经睿智的说过一句话:“所有人类和机构的行为都是象征性的”。

瑟曼·阿诺德写过两本著作,《政府的象征性》(The Symbols of Government)和《资本主义的民间传说》(The Folklore of Capitalism),其中,后者成为畅销书。

仪式具有很强的象征性,任何机构的活动具有象征性,象征性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在政府活动之中尤其重要。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人口学家、历史学家、意大利研究专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AAC)院士,曾任美国社会科学历史学会(SSHA)主席,布朗大学教务长的大卫·科泽的扛鼎之作《仪式、政治与权力》阐明了仪式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政治生活的本质。本书对仪式这一人类学的核心议题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性研究,解释了仪式为何一直都是政治生活的关键组成部分,指出无论是保守还是革命的政治群体,其成功都与仪式的有效使用息息相关。

大卫科泽的这本书由会展人读书会创办人王春雷老师在读书会线下沙龙上曾结合仪式与活动的特质进行了系统性的分享,很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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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中文版序言之中,科泽教授的一段话我非常赞同:

“政治学家们通常不认为仪式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在美国政治学界,对物质利益发挥何种作用的研究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事实上,所有的政治行为体都是象征的产物,从政党到政府皆是如此,但这一点被忽视了:或是不予以承认,或是被认为无足轻重。我很高兴从政治学者王海洲先生那得知,他的很多中国同行都认识到理解政治生活不可忽视象征维度的重要性。”

图片(武契奇在白宫会见特朗普如同受审)

图片(武契奇与特朗普的签约,用的是一张矮小的桌子)

确实,科泽批评的美国政界忽视仪式性和政治性是普遍存在的,这也是美国政界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认为只要中国的经济物质发展起来了就一定会走上美国价值观的道路,结果事与愿违而找不到原因。其根本原因就是,中美文化基因不一样,政治和仪式发挥着主导作用,而不是表象的经济。

再回到会议之中的仪式,我国人民以及会议策划者一直以来非常重视会议的仪式性作用。

小到一个席卡、站位,大到议程、发言排序都具有很深刻的象征性。

但凡连续多天的会议,东道主不可能不安排至少一次正式的宴请,无论以什么理由来规避一起吃饭这一环节都是失礼。宴请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联系和加强纽带的作用,早在原始部落时代就对于化干戈为玉帛起到很重要的象征性作用——人家部落在如此物质贫乏的条件下款待客人(甚至是敌意的双方),本身就能够起到化解纠纷的作用。很多不好说的话,在酒桌上以非正式的欢谈笑语就可以化解。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孔子的外交观,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场面上的客套话和团结的话还是要讲的,客套话不是虚假的奉承,而是一种对于彼此尊重的象征。

人都来了,谈这么多不利于团结的引起两国民众厌恶的话,本身就是对本次和谈的诚意不足。

最后,和谈只是一种象征性,很多事情,其实在私底下就已经达成了。所谓的和谈只不过是对媒体、对外界树立一种形象而已,通过仪式性获得合法权力。即便是橡皮图章的会议,依然具有很强的仪式性的权力约束。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孔子并没有说己所欲施与人。这就是孔子的睿智和伟大之处。孔子的儒家文化协调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这是政治的核心,而儒家文化强调的礼仪正是仪式,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大卫科泽先生的政治观点。

杜月笙曾经说过:“人生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和情面。”这三碗面正是象征性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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